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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軍人、寫作者 黃信恩的游牧歲月
聯合新聞網/寶瓶文化提供 2009/02/20

 
寶瓶文化提供
書名:游牧醫師
作者:黃信恩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09/01/17

內容介紹
《游牧醫師》是黃信恩歷經實習醫師、軍旅生涯等階段的作品匯集之作,也是習醫生涯的點滴紀錄。透過黃信恩的文字,我們見到了他與醫學的愛怨糾纏,訝於尋常生活與艱澀醫學的近在咫尺,更感受到文者獨特的敏銳深情,與專屬醫者的誠摯體貼之心。

新書內容搶先看:

一個人的花蓮

我常在花蓮街頭看見落單的外國人。他們通常背負行囊,步行,懸一壺水,持一張地圖摺頁,穿休閒短褲與釘鞋。

如果在假日的太魯閣或東海岸遇見他們,也常是一個人,頂多兩、三個,很少以「群」的方式出現,你也看不見「一片」金髮。這和那以「團」為單位出現的大陸、日本或韓國觀光客,有很大的不同。

會注意到這些外國人,或許出自自己也是一個人前往花蓮、客居花蓮。剛到工作的醫院時,我想我會被安排那種有室友的宿舍,但院方卻禮遇住院醫師,讓我獨享一大房,具衛浴、電視與兩張床。

這種宿舍沒有學生宿舍的簡約,卻又不至於公寓大廈的噪亂。它存在某程度的同質性,譬如空間設計的規格、住戶薪餉的來源、水電算計的公約;某些角度卻展現歧異度,可能隔壁是夜夜開 party的實習生,可能是剛下刀的外科醫師,也可能是邀約滿檔的客座教授,或輪著日夜顛倒的大夜班護士,或毫無醫藥背景的行政人員……人人按自己的工作時段進出門,也按自己的身分年齡有了對應的生活形式。因此日後當我搬離 L405房返回西部,仍不清楚 L404與 L406住的是誰。

所以,隻身過境這種宿舍,人脈是稀疏的,很多時候必須一個人生活。不過,我倒也很快習慣這種「一個人」的生活:一個人吃飯,一個人逛大賣場,一個人慢跑,一個人沿縣道騎車。這種生活方式,或許是在實習階段養成的。

在我的醫院,實習醫師被定義開始過起值班、開醫囑、寫病歷、執行臨床技能的日子。那段期間,時空的關係很奇妙,有時我與朋友只隔了上下一、兩個樓層,或根本就在同一樓層、僅是南北兩護理站的距離,卻因各忙各的,數天甚至數週未曾碰面。它和學生時代的集體行動很不一樣,常常是孤軍奮戰的情況;而「值班」在我的字典裡,是一種固著的動作,時與空的雙重固著。我必須一天廿四小時將手機開啟,隨時與護理站緊密聯繫,陷進一個膠著的責任裡。這種固著還帶點專橫,常常一通電話,就將我與正進行的飯包、閱讀、洗澡或睡眠分開,不得棧戀。因此,我與朋友們都嫻熟地將「今天中午不能一起去吃飯」、「今晚可能不能陪你(妳)了」之類的話,講得委婉、被理解。

因此,實習的日子裡,我養成一個人躲進值班室,關門吃飯。但我就是寧願如此,也不願在熟人來去的醫院附設餐廳一個人吃飯。這麼做是不想讓人知道我是一個人,不想讓人揣測我的孤單。而這樣的躲避,或許來自我如何解讀他人一個人吃飯:心情不好嗎?被甩了嗎?想一人靜靜嗎?個性孤僻古怪嗎?我發現,那些尋找的理由往往帶著「遺棄」的色彩,仔細思索,似乎這城市在「一個人」的訊息上,傳遞的常是負向、斷絕、邊緣,遠勝於冒險、自助與獨立。

其實一個人吃飯有它的自在與節制,不用問大家想吃什麼?約誰?幾點幾分?在哪裡等?會不會吃很久?這種乾脆讓我少去許多徒勞的游晃、嘴雜不定的意見,卻不孤單。

 這次來花蓮,原本我那一個人的生活是無症狀、極易適應的,不過七天後,筆記型電腦壞了,很快地,這種一個人的生活突然產生劇烈質變,特別容易孤獨,也特別容易知道自己是一個人在過日子。

我想找人聊天,卻因電腦壞了, MSN、 Skype、 Google Talk……,再多的工具發明,在這時間點都是徒費;我想寫信,信箱卻架在一座看不見的空間裡,沒有郵遞區號;我想寫作,卻已習慣螢幕與鍵盤,稿紙與筆順是生疏的;我想聽英文廣播 MP3,想聽爵士樂,想偵收各方訊號,日子卻原封不動,聾了也啞了。

由於缺乏熟識的花蓮朋友可聊天,我開始高度仰賴手機,將每日固定產量且必須銷罄的對話,傳到遙遠的西岸或北部。幾天後,我想起那刻薄的計費方式,於是又過起一種節約話語的生活,「好了,今天就聊到這,我不能再說了」,像搭計程車,盯著即將溢出預算的跳錶。

我發現真正訓練我一個人生活的,恐怕不是實習階段,而是一個年代,關於資訊與電子的年代。這個年代的本質是在打造一個人的世界,告訴你一個人就夠了,一個人生活也可以很豐富。藉著連線,一個人足以旅行到地球彼端,即時聊天,傳輸畫面,獲取知識,交易買賣,繭居愛情公寓,豢養寵物 ......

某天我又看見一個落單的外國人,棕褐捲髮,蓄鬍,身著印有古巴雪茄的鮮黃上衣。他掛一串銀飾,手持V8攝影機,沿海岸路往亞士都飯店的方向走去。我的腦中又開始編織一些故事:他可能不善言詞,可能孤獨成癮,可能民族性使然,也可能個性倨傲朋友極少,一人來花蓮……

那天晚上,我收到一則布農族朋友發的簡訊:「晚上十點有空嗎?」

我毫不思索地回覆:「有空,非常有空。」

後來我們開車來到林森路上的一間酒館,打開門,爆破的分貝,滿室的菸酒歡呼,我隨即看見角落有張長桌,圍了一群棕紅髮膚的人種,其中一位捲髮蓄鬍,上衣印有古巴雪茄。我才知道,原來不論國籍與風情,對於一個人的花蓮,自始至終都是個幌子,我們終究得投靠人群,不甘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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