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不是民族主義團結故事
蘋果日報 2014年03月06日00:15
作者：陳嘉銘（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魏德聖編或導的電影，有一個相似的結構。劇情總是一群在支配關係底下的底層失敗者團結起來的故事。《海角七號》樂團背後有台灣的南北城鄉關係、《賽德克．巴萊》面臨現代化和日本的軍事支配，《KANO》背後是日本幾近全面的支配。
支配關係的可憎在於，它不但腐化主人的人格，也腐化奴隸的靈魂。主人被禁錮在自己族群的優越意識，完全無能反省。奴隸們則學會婢膝奴顏，爭著壓迫自己人，往上攀爬，無法擺脫羞恥自貶的自我認知。
但最底層的奴隸，往往比主人看得更清楚。主人在自我建構、在道德精神、在物質上，對奴隸的依賴和虛偽。在這個認知意義上，他們比主人更真實、更自由、更強壯。
因此當他們團結起來時，往往彰顯比主人更高的靈魂氣度，展露真正人的意義和價值，更真摯、更友愛、更強壯、更自由。在團結裡，他們是一群如法農所說﹍受苦大地孕育的「新文明的人」。
19世紀的民族主義團結敘事，帶有終極的目的論傾向，過程怎麼方便行事，都可以在大方向上被原諒。中華民族、日本民族都是那個時候的產物。這樣的民族觀，拒絕承認民族會死亡，好比人即便器官都損毀了，怎麼樣都要靠各種機器法統借屍還魂地活下去。我們可稱呼為Nation, the Undead。
可是在魏導的敘事中，被支配者的「團結」，永遠一開始就痛苦地意識到所有最甜美的團結，都可能消逝、早夭。如同美麗的女孩一下就被醫生娶走、如同那些突如其來的大雨提前結束比賽，以及支配者的軍事屠戮。
這是對人類真實處境「悲劇意識式」的高度自覺。最終所有民族、文化和團結都有起有落。你死亡的懷抱不是不死的千年民族，而是怎麼對得起自己和所有團結的稍縱即逝。這樣的高度自覺和解放，讓魏導敘事中的「團結」，比19世紀的民族主義敘事，有更高的悲憫、氣度和溫柔。
魏導說，他不知道怎麼回應《KANO》侵蝕台灣主體性的質疑。因為他的團結敘事，不是日本民族和中華民族式的團結，不是那些拿自歐美帝國民族的十九世紀Nation, the Undead敘事。
如果這輩子有限，如果團結永遠是過客，如果沒有永恆的民族作庇護所，我們怎能不現在立刻就做到最好、最美好？嘉義的台灣到甲子園去，不是屈服於日本民族的團結，那是一種不抬頭看就無法看到的更高的東西。
左翼民族主義理論家班納迪克．安德森說，我們要把民族主義的功能和力量，視為和十九世紀前的宗教同等位階。我們要拿什麼和中華民族、日本民族和歐美文明相抗衡？我們不需要抗衡。因為我們已經在自己的新文明上跳舞。這個土地上的人，一直都是這樣跳著。
嘉義的台灣到甲子園去，不是屈服於日本民族的團結，那是一種不抬頭看就無法看到的更高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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