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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史家勾勒孫逸仙 陌生又熟悉

【聯合報╱本報記者陳宛茜】

2010.07.04 12:52 am

 

國父孫中山大半生都在海外活動,法國史學家白吉爾捕捉他在國外留下的身影,為我們勾勒一個更完整的孫中山面貌。圖為1909年孫中山在日本橫濱的留影。

圖╱時報提供

他的肖像無處不在,我們從小熟讀他的文章、語錄與筆墨字跡,對他的生平事蹟如數家珍,甚至成立了專門學院研究他的思想。他應該是我們最熟悉的歷史人物,但在法國史學家白吉爾的筆下,卻似乎變成了一個陌生人。

西方史界 評價跌谷底

他是國父孫中山。時報甫出版的白吉爾著作,書名隱去了「國父」,直接名為「孫逸仙」,暗示了本書意圖之一─帶著歷史英雄走下神壇。但如果你以為白吉爾是來「打破神像」─國父童年最愛幹的事,那可就錯了。

迥異於兩岸塑造的聖人形象,在西方史界,孫逸仙的評價跌至谷底。國父流亡海外多年,百年來英、美、日不斷有關於他的史料出土。這些極少在兩岸曝光的史料,卻讓國父被形容為「胡裡胡塗、自吹自擂的政治家」、「朝秦暮楚的機會主義者」,甚至不被認為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領袖。

「孫中山的研究,是中西學者一直互不理解的無盡根源」。白吉爾認為,正因兩岸努力製造神話,而西方才努力打破神話;但無論是製造迷思或執意破除迷思,都扭曲了對孫中山的研究。而她想做的,是「闡明和超越這些障礙,融合對這位要人如此差異的兩種評價」。

辛亥革命 非國父領導?

台灣人的成長過程中,經常被「國父十一次革命才成功」的史例激勵。白吉爾卻指出,孫逸仙「遠非辛亥革命的主要推手,至多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受益者」。

這個導致滿清垮台的革命其實是由地方團體發難,與國父所領導的革命團體,關係微乎其微。

白吉爾在書中記述,孫逸仙在美國丹佛吃早餐時看到報紙標題「革命黨人占領武昌」,驚詫不已。前一天晚上他才剛看到黃興電報,請他為一場即將在武昌發動的起義籌措經費。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潘光哲表示,不僅國父並未參與辛亥革命,前十次革命也非次次由國父領導。但國父做為「革命先行者」的地位無庸置疑─他是當時中國首個提倡「革命」概念的人。

1911年,國父孫中山在美國籌募革命經費,以中華革命軍籌餉局名義發行「中華民國金幣券」,金幣券背後還有國父的簽名。

圖╱時報提供

冠上革命黨 創建民國

第一次廣州起義後國父逃到日本神戶,在報上讀到「廣州起義是一種革命」。白吉爾認為,在此之前,廣州起義在孫逸仙心中不過是一次「造反」,屬羅賓漢之類的群眾反抗運動,並不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樣的改朝換代。

但他讀了日本報紙後,發現在現代意義上,「革命」可用以指涉引發制度和社會劇變的暴力行為,比「造反」更具力量與崇高意義。白吉爾指出,他把握良機,立即將其領導的組織冠上「革命黨」的頭銜,這個舉措對中華民國的創建起了關鍵性的影響。

媒體天才 塑英雄形象

廣州起義失敗後,清廷發布追緝令,逼使國父在海外展開流亡生涯。白吉爾指出,正是清廷窮追不捨的緝拿,將孫逸仙變成「國父」。流亡海外這16年,孫逸仙善用他「媒體天才」的才華,將自己塑造成一位英雄。

史上著名的「倫敦蒙難」(國父被綁架囚禁於清使館13天),是國父展露「媒體天才」的開始。白吉爾指出,孫逸仙在獲釋後的5天之內,向報紙投稿、召開多次記者會、接受多次採訪,以「優雅的容貌」、「一口流利的英語」,在英國樹立起「可敬愛國者」形象。

他接著以不到3個月的時間,在英國出版自傳「倫敦蒙難記」。這本書旋即攻進上海書店,不僅把國父在倫敦建立的英雄形象傳回遠東,更讓他成為國內反對陣營的精神領袖。

通權達變 力量的來源

西方史界對國父的負面評價包括「見風轉舵、口是心非的機會主義者」。這些評價來自國外出土的史料,證明國父曾在發動革命、對抗軍閥時,多次向西方列強求援,並允諾事成後讓渡國家的部分主權。這些援助多數不了了之,而這些「令人不安的交易」也進不了兩岸正史。

但白吉爾認為,國父的通權達變、八面玲瓏,恰恰是他的力量來源。

他可以在祕密會黨、教會中長袖善舞,也可以在商會、學生團體裡得心應手。他對中國傳統典籍的熟悉程度「恐怕比不上一個官位低微的滿清官員」,卻明白如何以「改革中國」為名贏取西方的同情。

白吉爾認為,孫逸仙身上這種連通各種關係網路的能力,源自其海洋中國(中國沿海省分與海外華人社群)背景。

法國史家白吉爾認為,推翻滿清的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國父孫中山並未參與。

本報資料照片

跨越藩籬 世界的人物

他出身廣東農家、在夏威夷長大、於香港學醫。他無緣於科舉、人過中年(46歲)才返回中國定居。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國父是不折不扣的「邊緣者」,他熟悉多種文化卻一個也不精通,隨時萃取新的觀念再傳播。他因此輕易跨越文化藩籬、在各種階層團體都如魚得水,從而建立起成功的革命事業。

白吉爾認為,孫逸仙成功地扮演「跨界者」和「溝通者」,進而從邊緣走向中心,預言了他身後「海洋中國」勢力的崛起。「真實的孫逸仙,不是被歌功頌德的那個冰冷形象,而是在其冒險犯難、成功與挫折之間所顯現的血肉之軀,」白吉爾最後為孫逸仙下了註解,「他是一個屬於當代世界的人物」。

「我們應有更多的國父!」

「政治民主化,歷史記憶也該民主化!」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潘光哲指出,白吉爾書中所提出的許多西方研究,在國內史學界皆非祕密。只是,這些「史實」進不了教科書,也罕見出版成書。

潘光哲自己曾研究「國父」形象的歷史形成。他認為孫中山「英雄」形象之形成,主要透過1920年代三民公司與太平洋印刷公司等出版界,廣泛出版孫中山叢書;加上黨組織的宣傳,塑造孫中山等同「中華民國國父」。

而「國父」一詞來自1846年梁廷楠所著的「海國四說」,稱華盛頓為美國國父。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擁護者認為「中華民國的華盛頓」也應當尊稱「國父」。1939年,國民政府明定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

「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國父』!」潘光哲認為,孫中山做為「革命先行者」的地位不容抹煞,但如宋教仁、黃興、楊衢雲這些「革命志士」,對創建中華民國的貢獻未必少於國父。他指出,美國早已出現「尋找遺忘的國父」的呼聲,在中華民國即將慶祝建國百年之際,是不是也應該為歷史人物重新定位。

「孫逸仙」譯者、政大東亞所博士溫洽溢則認為,在全球化時代,白吉爾以「跨界者」、「溝通者」重新定位國父,對台灣別具意義。

日前馬總統有意開拍孫中山傳記電影,並希望由國際大導演李安來執導。溫洽溢指出,國父出身中國南方邊陲,卻擁有串連不同關係網路的能力,並能在西方人面前闡述中國文化。這種「跨界者」的溝通能力,與出身台灣、卻能用西方語言闡述中國的李安相似。對於常自認處於「邊緣」的台灣,這本一新耳目的「孫逸仙」,帶來教科書外的另一種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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