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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言堂/久違了,王大閎先生!
聯合報╱阮慶岳 2009.07.12 03:18 am

聽聞王大閎先生得到2009年的國家文藝獎,高興也歔欷!

台灣現代建築的發展一直崎嶇,日據時期建築的主要角色,幾乎完全操縱在日籍人士手中。而引入台灣的主要風格,除了民間一些小型建築(例如醫生館、自宅等),可以見到一些與時代思潮呼應的作為外;其他所有重要的建築物,則以仿歐洲古典的折衷式樣為主,某種宣揚帝國的符號意識昭然,也與現代主義的對話嚴重斷離。

戰後乃至於70年代中期,第一批銜接上來的,是隨國民政府來台、主要來自上海的建築師們。這其中,不管是王大閎、楊卓成,或是來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張肇康、沈祖海,在帶進新的建築工法與觀念時,同時企圖將中國傳統建築與現代建築作結合,這可以國父紀念館(1972)、圓山大飯店(1961&1971),或是1955年動工興建的東海大學(陳其寬設計)為例。

這段時期的作品,又以王大閎1953年的「建國南路自宅」為代表。王大閎是台灣戰後建築史上,風格與思路的第一個領導人。他在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時,受業於包浩斯(Buhaus)的創始人葛羅培(W.Gropius),與現代主義的核心脈絡直接相承。

這件「建國南路自宅」作品,以清水的紅磚牆為主要構造系統,將源自現代主義的玻璃方盒子,作了兩個重要的轉換。一是材料與工法的在地化(磚牆取代玻璃帷幕牆、鋼筋混凝土構造取代鋼骨構造),以符合當時台灣在地的經濟、工業與氣候條件;其次,除了依舊維繫現代主義一貫簡潔、流動的風格,也與傳統的居家空間觀念作結合。

優美、文雅,也令人念念難忘!

「建國南路自宅」是台灣戰後的第一棟經典作品,卻如王大閎一些小住宅,都被無情的拆除了。而在那樣威權的年代,公共建築是建築師主要的著力處,卻不容易作為,因為這樣型態的建築,尤其在依舊威權的時代,幾乎都必須為政治意識作服務,並做出權力的張揚個性。然而,王大閎終於還是淡出建築,選擇了其後的平靜生活。

此次受獎,我並不知道王大閎的心境如何。在從我與他來往的經驗與觀察,我猜想他必是十分淡然的,因他從不眷戀權力與名聲,且個性謙遜也極具傲骨,對自己要求極高,話語的簡短更是我平生僅見。他甚至在一次我邀請的公開演講裡,說:「我從來沒做出來一件好作品」,令坐一旁的我震撼也動容。

王大閎並無絲毫作態的意思,他是個極度誠實也嚴肅的創作者,對於自己與作品皆嚴厲不寬容。

於我,王大閎已經不只是一個建築師了,他象徵了一個逝去的時代、一種正流逝中的文人風骨,與歷史中昭然可見「千帆過盡心悠悠」的胸襟。我並不覺得我們能頒給他什麼獎項與榮耀,他的價值不用依賴這些名目,反而是他一人,以他一生兢兢業業的作為,增添了我們整個大時代的光榮。

獎項從來是來去如雲,我高興也歔欷王大閎的終於得獎,並曾暗自感嘆著:時代必須總要辜負某些人,並再不斷惋惜嗎?

聽聞王大閎先生得獎,我深深有感。在此要再度向王先生致意,並且誠懇也感激的說:久違您了,王大閎先生!

(本文作者為元智大學藝術創意系系主任兼藝術管理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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