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雜記

《富春山居圖》正在浙江博物館武林館區展出，觀者雲集。

　　3月14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與採訪全國“兩會”的中外記者見面。在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時，溫總理動情地講述了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的故事。

　　這幅畫，一半在台北,一半在杭州,“畫是如此，人何以堪”。總理“希望兩幅畫什麼時候能合成一幅畫”，用畫的合璧寄語兩岸的團圓。

　　從元代繪就至今，《富春山居圖》已歷600余春秋。人世間滄海桑田，山水依舊，此畫卻分作兩半，翹首相望。一縷鄉愁，隔在淺淺的海峽。

　　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富春山居圖》的傳奇故事，蘊含著兩岸同胞共同的情愫。

　　畫中蘭亭

　　在位於杭州市中心的浙江博物館武林館區，三樓書畫展廳，一幅長卷平鋪舒展在大型展櫃中。LED燈散發的冷光下，畫卷上已經泛黃的畫紙更顯年代悠遠。

　　這幅長卷寬30余釐米，長足有6米，但前後多是題跋，真正的畫作，只是畫心處橫51.4釐米、縱31.8釐米的一幅古畫。長卷引首處四個大字“富春一角”，道出了這幅古畫的顯赫身世——它就是溫家寶總理提到的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富春山居圖》，不過不是全部，只是“一角”，不足全作十分之一。這尺許畫卷中，淡雅筆墨勾勒出一山一水一丘一壑，自成氣象，別有意境。

　　因為在“兩會”上被溫家寶總理提到，這幅承載了太多悲歡離合的國寶畫作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慕名而來的參觀者是幸運的，正在浙博武林館區展出的《山水之間——黃公望<富春山居圖>與館藏明清山水畫》，是《富春山居圖》入藏浙博50餘年來第4次公開展示，而且時間長達3個月。此前，《富春山居圖》公開展出最長的一次為10天，最短的一次，僅僅1天而已。

　　被浙江博物館視作“鎮館之寶”首位的《富春山居圖》，歷來是重點保護對象。對紙張脆弱的古畫來說，溫度、濕度的變化和燈光直射，乃至每一次展卷，都可能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因此，《富春山居圖》長久以來被深鎖庫房，妥善保存，很少有人能夠一睹其真容。

　　“以前浙博展出條件欠缺，這幅畫很少拿出來展出，直到去年12月底，武林館區建好後展出條件才改善。書畫展廳的第一個展覽就是《山水之間——黃公望<富春山居圖>與館藏明清山水畫》。”浙江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陳浩說。

　　在浙博武林館區，安放《富春山居圖》的展櫃是從德國進口的，24小時恒溫恒濕，連展廳的燈光都選用了光線柔和的冷光源LED燈。這樣的展出條件在國內的博物館中也不多見。於是，《富春山居圖》才得以“破天荒”地公開展示3個月。全國“兩會”之後，參觀者驟增，浙博又臨時決定，將展期從3月20日延長到5月20日。

　　以畫作的咫尺片段就堪當稀世珍寶，《富春山居圖》究竟是怎樣的一幅畫呢？

　　浙博的展板上這樣介紹，《富春山居圖》紙本水墨，高一尺余，長二丈四尺，是中國古代水墨山水畫的巔峰之筆，被譽為中國山水畫長卷“第一神品”。圖繪富春江兩岸秋初之景。開卷描繪坡岸水色，遠山隱約，接著是連綿起伏，群峰爭奇的山巒，再下是茫茫江水，水天一色，最後則高峰突起，遠岫渺茫。山間叢林茂密，點綴村舍、茅亭，水中則有漁舟垂釣。山和水的佈置疏密得當，層次分明，大片的空白，乃是長卷畫的構成特色。筆墨上已顯然取法董源、巨然，但更為簡約利落。山石的勾、皴，用筆頓挫轉折，隨意而似天成。清潤的筆墨、簡遠的意境,把浩渺連綿的江南山水錶現得淋漓盡致。

　　“《富春山居圖》是元代大畫家黃公望晚年的代表作。這幅畫有‘畫中蘭亭’之稱。”陳浩告訴記者，“它對中國山水畫的意義，就像王羲之《蘭亭序》對中國書法的意義一樣。”

　　只是，畫中蘭亭的真跡已一分為二，天各一方。浙博所存，乃畫卷前半卷，世人稱之為《剩山圖》。後半卷《富春山居圖》又稱《無用師卷》，縱33釐米，橫636.9釐米，現存于台北故宮博物院。在稀世珍寶數以百萬計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富春山居圖》同樣是“十大鎮院之寶”之一。

　　黃公望(1269年-1354年)本名陸堅。幼年被永嘉（今浙江溫州）一位叫黃樂的老翁收為義子。黃樂很喜愛陸堅，初見他時曾言：“黃公望子久已。”所以，陸堅改名黃公望，字子久。

　　黃公望曾在元大都做過書吏，因上司貪污，他受連累被抓進大牢。出獄後，黃公望改號“大癡”,從此信奉道教,雲遊四方,以詩畫自娛,並曾賣卜為生。

　　年過五旬的黃公望隱居富春江畔,師法五代宋初的董源、巨然一派,潛心學習山水畫,為明清畫人大力推崇,成為“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之首,開啟了元明清文人山水畫的路子。

　　《富春山居圖》是黃公望79歲高齡時開始創作的。一次從松江歸富春山居，偕好友無用禪師同行。應無用禪師之求，黃公望就在他的山居南樓援筆作此長卷。但他經常雲遊在外，而畫卷留在山中，只得“逐旋填札”。經過三四年之後才題款，但最後何時完成，不得而知。清王原祁在《麓臺題畫稿》中說是經營七年而成，黃公望自動筆至去世恰恰是七年，堪稱嘔心瀝血之作。

　　《富春山居圖》完成後不久，黃公望就離開了人世。據黃公望在該畫上的題款稱，他把此圖送給了好友——無用禪師。我們因此可知，《富春山居圖》的第一位藏主，即是無用禪師，從此這幅畫作開始了它在人世間600多年的坎坷歷程。

　　大燼余殘本

　　浙江博物館所藏《剩山圖》，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從中國現代著名書畫家、收藏家吳湖帆手中所購。今人所見裝裱《剩山圖》的《富春一角》長卷，即為吳湖帆整理製作。

　　《富春一角》長卷的畫心《剩山圖》，不過長寬幾十釐米，但吳湖帆收藏時，在畫卷上添加引首（手卷術語，中國書畫手卷裝裱上所留空白紙方地位，可以在上面題寫。因在開卷時首先看到，故以此得名——記者注）、抄錄前人題跋、畫黃公望像、自述流傳經過及題詩等等，整幅畫卷已長達數米，堪稱《剩山圖》的全景介紹。

　　在著名書法家沈尹默楷書題寫的引首中，我們可以窺見這幅畫作的離奇身世：“元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卷真跡大燼余殘本。”引首後另有加注：“此為荊溪吳氏雲起樓所藏之本也，前幅尚有數尺已罹劫灰，其後幅久歸清內府。”

　　注中所說“荊溪吳氏”，指的是明末清初大收藏家吳洪裕。“雲起樓”乃吳家藏書樓。藏品之中，《富春山居圖》是吳洪裕至愛，為此，他還專門蓋了一棟“富春軒”作珍賞之所。

　　根據畫上題跋所記載，《富春山居圖》最初是畫家為無用禪師所作。一百多年後的明成化年間，此畫為著名畫家沈周所得。至明萬曆年間，又歸大書畫家董其昌所有。不久又轉手為宜興收藏家吳之矩所藏。吳之矩死後傳給其子吳洪裕。

　　吳洪裕對《富春山居圖》的喜愛到了偏執狂熱的程度，可就是他的這份畸形的愛，險些讓《富春山居圖》淪為陪葬品。這也就是為人所熟知的《富春山居圖》險遭“火殉”的故事。

　　由於吳洪裕沒有兒子，臨終前，他便叮囑家人，要把一生最愛的兩件寶——智永《千字文》真跡和《富春山居圖》一起投火為殉，使他在九泉之下仍可持有這兩件書畫作品。（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代孫，南北朝和隋代書法大家，書法造詣冠絕當世。其作品尤以《千字文》為多，現今仍有墨跡存世——記者注）

　　王羲之《蘭亭序》真跡被李世民帶入陵墓殉葬，吳洪裕以智永《千字文》和《富春山居圖》效倣之，倒是應了《富春山居圖》“畫中蘭亭”之名。只是，這個荒唐透頂的舉動，給《富春山居圖》乃至中國書畫史，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當時的著名畫家惲壽平在其《南田畫跋》中這樣記錄:

　　“吳問卿（吳洪裕字）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為智永《千文》真跡，一為《富春圖》，將以為殉。彌留，為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跡，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臥內……”

　　吳洪裕就此安心閉眼，撒手人寰。而就在他轉身離開的瞬間，“其從子吳靜庵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

　　然而由於火勢太猛，經吳靜庵搶救出來的畫卷，已斷裂去前面五尺許。中間燒出數個連珠洞，並斷成一大一小兩段。被燒燬的五尺，畫的是城樓隱約，平沙無垠，為富春江口出錢塘的景色；五尺之後，才是峰巒雲樹，坡石起伏，惲壽平稱它“凡數十峰，一峰一狀，數十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茫，變化極矣”！

　　吳靜庵救出此卷後不久，經由當時極富鑒別能力和修復能力的古董商人吳其貞之手，將燒焦的部分細心揭下，發現還有尺許畫卷完好，重新接拼後，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幾乎看不出是經剪裁後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這尺許完好畫卷，為吳其貞所得。另外一段長余6米，保留了原畫主體內容，重新修復裝裱，仍是一幅恢弘長卷，歸為吳靜庵收藏。

　　從此，稀世國寶《富春山居圖》分為兩段，身首異處。

　　前段尺許畫卷，畫幅雖小，但比較完整，因是火焰焚燬的畫卷所剩，所以被後人命名為《剩山圖》；後段

　　畫幅較長，但損壞嚴重，修補較多。而且，為了掩蓋火燒痕跡，原本位於畫尾的、董其昌的題跋被切割下來，挪至畫首。跋中寫明《富春山居圖》是為“無用師”所畫，所以此段被後人稱為《無用師卷》。

　　“剩山”重現

　　650多年前，《富春山居圖》誕生；350多年前，該圖一分為二。畫裂兩卷，各表一枝。先說《剩山圖》。

　　流落到古董商人吳其貞手中的《剩山圖》，自然免不了被高價轉賣的流離命運。1669年，《剩山圖》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賓重金購得，輯入《三朝寶繪冊》。此後輾轉于各藏家之手，長期湮沒無聞。

　　《剩山圖》再次面世，已是兩百多年後的1938年。

　　原浙江博物館副館長汪濟英告訴記者，那時候的《剩山圖》只是一張古舊的畫作，上面無題、無款、無識，很難鑒定。“說起來也是機緣巧合，它被送到當時書畫鑒定的大行家吳湖帆眼前。”

　　當世之時，吳湖帆在中國繪畫界、鑒賞界、收藏界都是成就顯赫的頭面人物。

　　作為畫家，吳湖帆早年與溥儒並稱為“南吳北溥”，後與吳子深、吳待秋、馮超然在畫壇有“三吳一馮”之稱；作為鑒定家，他與收藏大家錢鏡塘同稱“鑒定雙璧”。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吳湖帆有鑒定“一隻眼”的外號，意即“觸目立判真偽”，足以想見他在鑒定界的權威性。

　　而作為收藏家，吳湖帆更是家學淵源，家藏巨富。其祖父吳大澂就是清末知名的畫家、收藏家，家學淵源，家藏豐厚。吳湖帆成年後娶蘇州名門潘氏之女潘靜淑為妻。潘靜淑曾祖潘世恩為清道光時宰相，伯父潘祖蔭為清光緒時軍機大臣、工部尚書，其攀古樓所藏文物富敵東南。潘靜淑嫁資中金石字畫之巨一時傳為佳話。後來吳湖帆岳父潘祖年又贈之以極其珍貴的宋刻《梅花喜神譜》。吳湖帆居室別稱“梅景書屋”，即由此而得名。

　　話說1938年秋，吳湖帆臥病于上海家中。一天，上海古董名店汲古閣的老闆曹友卿前來看望他。吳湖帆既是曹的“大客戶”，也是他的“顧問”，二人交往日久。曹友卿此行就隨身帶了一幅剛剛買到的殘卷，請吳湖帆“掌眼”。

　　展卷之下，只見畫面雄放秀逸，山巒蒼茫，神韻非凡。吳湖帆捧畫賞識良久，從畫風、筆意、火燒痕跡等處反復研究，斷定這就是黃公望的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的前一部分《剩山圖》，當即向曹友卿提出購買。

　　曹友卿也是行家，一聽吳湖帆要買，自然知道這幅畫是至寶，不肯轉手了。幾番交涉，吳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青銅重器周敦（敦，古代食器），這才換來了這幅殘卷。說來稀奇，吳湖帆近一個月的大病，就此霍然痊癒，為此還專門賦詩一首。

　　不過，汪濟英告訴記者，吳湖帆當時判斷《剩山圖》的主要依據，是憑一個畫家和鑒定家的眼睛和見識，要確認無疑還需要相關實物、痕跡輔以佐證。事實上，吳湖帆雖然不惜大價錢換來了殘卷，但也沒有輕易下結論認定就是《剩山圖》。他緊接著做了一系列求證工作。

　　據曹友卿所說，這幅殘卷是從一個畫冊中拆頁所得。這本畫冊，即為王廷賓所輯《三朝寶繪冊》，當時流落到江陰一戶姓陳的人家。這家人卻不識“金鑲玉”，將畫冊拆頁零售。

　　吳湖帆和曹友卿找到這家人，居然從其家中找到了被當作廢紙的王廷賓題跋，文中詳述了《剩山圖》的由來和流轉過程。

　　這篇文章雖然很有史料價值，不過單憑王廷賓為自己藏畫所作的題跋，亦不能斷定這幅《剩山圖》就是當年“火殉”倖存的那尺許殘卷。

　　最終讓吳湖帆確認手中殘卷就是《剩山圖》無疑的，是《富春山居圖》的另外一部分——藏于故宮的《無用師卷》。

　　書法家沈尹默，在其為《剩山圖》題眉時注曰：“其後幅（《富春山居圖》後半段《無用師卷》）久歸清內府，晨歲余與湖帆共預故宮博物館審查書畫之役得寓目焉”。

　　《剩山圖》擺到了吳湖帆面前時，他之所以能一眼將其認出，與他親眼觀賞過同屬一卷的《無用師卷》真跡應該大有關係。

　　此後確認《剩山圖》，吳湖帆又找到了這兩幅殘卷的“血脈聯繫”。

　　在吳湖帆裝裱的《富春一角》卷上，有一張《富春山居圖》前後段畫卷連接照片的影印。這幅照片，就是吳湖帆為鑒定《剩山圖》所攝。在分別了兩百多年後，《剩山圖》和《無用師卷》以這種特殊的方式短暫重逢。

　　儘管被人為割裂，但《富春山居圖》的神韻沒有斷開，本是一幅畫作的《剩山圖》和《無用師卷》，如一奶同胞，自有血脈互通。

　　《富春山居圖》是用六張宣紙連接而作的長卷，每個連接處都有騎縫印章。《剩山圖》和《無用師卷》連接處的上端，就蓋著一枚吳之矩的白文方印。這枚印章加蓋時，《富春山居圖》尚是一幅完整長卷。

　　雖然《剩山圖》經過不同藏家裝裱，經過截邊，比《無用師卷》窄了1.8釐米，但兩段畫卷合在一起時，這枚印章仍嚴絲合縫。

　　那場“火殉”之災，在《富春山居圖》前後兩段留下了共同的傷疤。吳湖帆在照片上勾勒出五處火痕。從《無用師卷》向右至《剩山圖》，五處火痕幾乎等距分佈，而且越往右火痕越大。可以想見，當年《富春山居圖》卷軸在火中被灼燒的慘景。

　　中間的一處火痕，恰好就在騎縫章之下，兩段畫作各半。吳湖帆在旁加注：“下方石坡、小樹、沙腳，除火痕空處各經補筆外，余皆一氣連屬。”

　　自此，《剩山圖》歸入吳湖帆的“梅景書屋”，他也有了一個新的自稱：“大癡富春山圖一角人家”。

　　假作真時真亦假

　　實際上，吳湖帆能夠通過《無用師卷》影印本的比對確認《剩山圖》，多少也有一些幸運的成分。因為那時候，《無用師卷》被確認為《富春山居圖》真跡也不過四五年光景。此前，它作為乾隆皇帝“禦批欽定”的“假畫”在故宮存放了近200年。

　　清乾隆十年（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圖》被徵入宮。乾隆皇帝見到後愛不釋手，不時取出來欣賞，並且在6米長卷的留白處加蓋玉璽，賦詩題詞。沒想到，第二年，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圖》又被進貢到了禦案上！

　　這一幅才是黃公望真跡，即《富春山居圖》後大半段《無用師卷》。自遭遇“火殉”之災被分為兩段後，《無用師卷》先後經歷了張范我、季寓庸、王鴻緒等幾位收藏家，乾隆年間輾轉入宮。

　　而此前，乾隆已經得到的那一卷《富春山居圖》，實際是明末文人臨摹的《無用師卷》。後人為牟利，將原作者題款去掉，偽造了黃公望的題款。因為偽作題款中說是為“子明隱君”所畫，所以這幅畫又被後人稱之為《子明卷》。

　　事實上，《子明卷》的仿製漏洞並不難發現。元代書畫上作者題款都是在繪畫內容之後，而《子明卷》卻將作者題款放在了畫面上方的空白處，這顯然不符合元代書畫的特點。但乾隆皇帝還是在這個並不高明的偽作上“打眼”了。

　　有皇帝深信《子明卷》在前，《子明卷》和《無用師卷》究竟孰真孰假？這恐怕就不只是畫作的真假問題了。最終，在翰林院掌院學士梁詩正、禮部侍郎沈德潛等幾位大臣的附和下，乾隆認定《子明卷》為真跡。不過，他同時做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決定：花了“二千金”把《無用師卷》留在了宮中，列入“石渠寶笈次等”。

　　此後，梁詩正受命代筆在《無用師卷》上題跋，解釋了花大價錢買“贗品”的初衷：“……此卷筆力苶弱，其為膺鼎無疑，惟畫格秀潤可喜，亦如雙鉤，下真跡一等，不妨並存，因並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續入《石渠寶笈》，因為辨說，識諸舊卷……”

　　乾隆皇帝頗有風雅興致，一大愛好就是把玩皇宮收藏的歷代名畫，之後在上面留下題畫詩。而《無用師卷》畫上，除了這段“禦識”，再沒有留下任何“乾隆御筆”。

　　再看《子明卷》，因為深受乾隆喜愛，每觀賞一次就題詩一首，先後題了48年、50多處，把畫卷上的留白處統統變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就是這樣還意猶未盡，最後實在沒有地方題字了，乾隆在前隔水題了一句“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

　　《富春山居圖》真跡，卻以贗品之名得以保全“清白身”，可謂離奇大幸。

　　乾隆逝後，翰林院編修胡敬等校閱石渠舊藏，《無用師卷》編入《石渠寶笈》三編，但仍無人為其正名。

　　就這樣，這幅真跡不受打擾地在清宮裏靜靜地躺了近二百年。直到1933年，北京故宮重要文物南遷，萬餘箱珍貴文物分5批先運抵上海，暫存至1936年。《無用師卷》、《子明卷》都在其中。

　　1935年，故宮藏品赴倫敦參加國際展覽，吳湖帆任審查委員並負責整理展品，有機會初見《無用師卷》真容。

　　有一種觀點認為，《無用師卷》、《子明卷》的真假是吳湖帆鑒別出來的。而記者查閱的《吳湖帆日記》、《吳湖帆年譜》、《吳湖帆傳》等都沒有談及此事，相信這只是一個訛傳。

　　最先看出兩畫真偽的，實際上是吳湖帆的弟子徐邦達。徐邦達現在是故宮研究室研究員，中央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理事，有“國眼”之稱。

　　1933年，故宮文物停放上海期間，徐邦達在庫房裏看到了這兩幅真假《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上明顯的火燒和修補痕跡、《子明卷》不合規制的題款位置，引起了他的注意。經仔細考證，徐邦達推翻了清宮對兩幅《富春山居圖》真偽判斷。《無用師卷》終於“驗明正身”。

　　至吳湖帆得到《剩山圖》時，《無用師卷》已是舉世公認的真跡。《富春山居圖》首尾兩段得以互為印證。設若世間仍以《子明卷》為真，則《剩山圖》真跡只能是吳湖帆眼力所判，與《子明卷》對照之下，恐怕真的會“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用師卷》與《剩山圖》雖分隔數百年，卻氣息相通，正名、現世相隔不過幾年。冥冥中，《富春山居圖》自有神韻相繼，畫雖斷，而魂未分。

　　此後的十餘年中，《無用師卷》與近百萬件故宮文物一起，曆盡艱辛坎坷，行程數萬公里，輾轉運抵南

　　京、四川、貴州……至抗戰結束後，陸續運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運至台灣。

　　從此，將它與《剩山圖》分隔開來的，就是那一灣淺淺的海峽。

　　入藏浙博

　　《剩山圖》居於上海吳湖帆“梅景書屋”中十餘年，直至1956年。這一年，吳湖帆將他裝裱珍藏的《富春一角》長卷出售給了浙江省革命文物管理委員會。

　　吳湖帆何以舍得轉讓這幅“梅景書屋所藏第一名跡”？據說，當時在浙江省文管會供職的沙孟海獲知《剩山圖》藏于“梅景書屋”，心情頗不平靜。他想，這件國寶在民間輾轉流傳，因受條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國家收藏，才是萬全之策。於是，他數次去上海與吳湖帆商洽，曉以大義。吳湖帆看到新中國政府相當重視書畫文物，愛護不遺餘力，深受感佩，終於同意割愛。

　　由於當時經手《剩山圖》轉讓的幾位當事人皆已作古，這一段文博界傳奇的諸多細節已經無法重現。浙江博物館副館長汪濟英當時也是文管會成員，他的回憶或可彌補一些片段。

　　汪濟英告訴記者，文管會之所以能夠成功收購《剩山圖》，與其人員構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953年冬天，轉業幹部汪濟英被分到文管會。作為一個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軍人，初到這個終日與古物打交道的沉悶機構，汪濟英多少有些不適應。但很快，他就被文管會聚集的眾多飽學之士所傾倒，至今提起來，汪濟英仍對當時一眾學者、專家身上所特有的高士風範心神嚮往。

　　文管會主任邵裴子，是中國最早一代留美學生，畢業于斯坦福大學，曾任浙江大學第二任校長，在江浙文化界聲望極高。他把一大批文化名人召集到文管會之中。

　　文管會成立後不久，因邵裴子身體不好，就由副主任酈承銓主持工作。酈承銓是名動江南的書畫大家、鑒定家，二十歲出頭時就已成名。1949年春天，酈承銓正在台灣大學講學。聽說解放軍要渡江了，立刻辭掉教職，冒著紛飛戰火趕回來，迎接新中國。正是他在任時慧眼識寶，力排眾議，拍板決定收購了《剩山圖》。

　　沙孟海先生更是傳奇。他是當世中國書法巨擘，曾任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其二弟沙文求是大革命時期的廣州市委秘書長，廣州起義時犧牲；三弟沙文漢是新中國成立後浙江省第一任省長；四弟沙文威是中共地下黨員，以國民黨專員的身份在國民黨營壘中隱匿了十八年，利用沙孟海的掩護為革命做了許多貢獻。

　　沙孟海與吳湖帆交情較深，收購《剩山圖》就由他具體操辦。而為了說動吳湖帆，沙孟海還請來了錢鏡塘、謝稚柳等書畫、鑒定名家從中週旋。還有著名書法家、文物鑒定家朱家濟，著名學者、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胞弟陳訓慈……

　　汪濟英說，這樣一批深明大義的學者名流，都與吳湖帆有著或多或少的交往，在書畫藝術、收藏鑒定上又與吳湖帆心有慼慼，這才能讓他覺得，《剩山圖》轉讓給國家保存是真正得其所哉。

　　沒想到的是，吳湖帆雖肯售，文管會要買還是頗費了一番週折。

　　首先就是價格。吳湖帆要價5000元。這在上世紀50年代可算是一筆鉅款了。

　　“就《剩山圖》來說，吳湖帆要價不高，甚至可以說低價轉讓。”汪濟英說，“雖然只是《富春山居圖》一角殘卷，但它仍稱得上價值連城。”

　　但對浙江文管會來說，這個價格就太高了。浙江省文管會的職責是調查與保護全省的文物古跡和古籍，但不屬收藏單位，因此沒有固定的購藏經費。一下子拿出5000元，文管會全年經費被佔去大半，勢必影響其他工作。

　　另外就是對《剩山圖》真偽尚有爭議，雖然主要專家都認定吳湖帆所藏為真，但仍有不少人懷疑。個人收藏家花大價錢買了贗品是“打眼”，只能自認倒楣，可要是花公款買到的卻是贗品，這個責任由誰來負？

　　汪濟英還曾聽說過一個傳聞，當時吳湖帆轉讓《剩山圖》有一個條件，搭售一幅元代王蒙《松窗讀易圖》。對這幅畫的爭議更大，幾乎是眾口一致認定贗品。買這幅，幾乎就會被看作“知假買假”。這給文管會又出了個難題。不過，這幅畫此後沒有了下文。汪濟英說：“也許搭售一說本就是個傳聞，也許最後是文管會做通了吳湖帆的工作，總之文管會還是用5000元買到了《剩山圖》。”

　　最終拍板做出購買《剩山圖》決定的，是文管會副主任酈承銓。這個決定可以說是力排眾議，當然，酈承銓也承擔著極大壓力。汪濟英說，他曾在酈承銓的一篇文章中看到這樣的記錄：“餘力主購黃公望《富春圖》殘卷，謗議朋興……”

　　雖然當時有非議，但《剩山圖》終於入藏浙江博物館，如今已成“鎮館之寶”。幾十年後，《富春山居圖》的這幅殘卷公開大展，今人大眾亦可近觀賞鑒，傳世名畫也由此幸得其所。

　　廿年夙願

　　前半卷《剩山圖》在大陸浙江博物館，後半卷《無用師卷》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富春山居圖》承載著太多悲歡離合，也折射著海峽兩岸同胞骨肉分離的歷史。

　　浙江省文化廳廳長楊建新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牽頭力推兩岸《富春山居圖》合璧，但一路波折，終未成功。

　　“那時候的兩岸文化交流遠沒有今天這樣熱絡和頻繁。”時任浙江省台灣事務管理辦公室主任的楊建新說，當時浙江曾通過各種渠道和台灣溝通，希望兩岸《富春山居圖》能合璧展出，但沒有得到反饋。

　　於是，楊建新另謀他法，促成了一個“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圓合活動”——既然兩幅真跡還不能走到一起，那就請兩岸畫家一起來臨摹。

　　1999年7月13日至21日，這個活動在當年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原創作地富春江畔舉行。30多位海峽兩岸著名書畫家聯手臨摹了《富春山居圖》長卷，一時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盛事。

　　直到2005年，《富春山居圖》合璧一事才出現轉機。浙江博物館通過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牽線，得到了台灣方面的反饋：浙江博物館《剩山圖》先去台灣展覽，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無用師卷》來大陸展覽的事先不談。

　　楊建新當時表態，希望實現兩岸《富春山居圖》的交流，有來有往。浙江博物館的《剩山圖》去台灣展覽沒有任何問題，但希望台灣方面承諾，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無用師卷》能在適當的時候赴大陸與《剩山圖》合璧展出。

　　“但當時台灣方面連這樣一個遙遠的承諾都不願意。”楊建新遺憾地說。

　　2009年，兩岸故宮博物院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合辦“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這是兩岸故宮博物院60年來第一次合展，其中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有37件，包括多幅表現清宮生活的珍貴畫像。這也被浙江博物館視作《富春山居圖》合璧展出的一個契機。

　　浙江博物館常務副館長陳浩與台北故宮博物院負責人有過多次書信往來，探討兩岸《富春山居圖》合璧展出一事。他告訴記者：“目前台灣方面有些技術性的障礙。《富春山居圖》作為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的珍貴文物，是七十件限展文物之一，從來不能出館；另一個方面，台北故宮提出了讓我們匪夷所思的‘司法免扣押’要求。”

　　所謂“司法免扣押”是指台灣方面希望大陸能通過法律，免扣押在大陸展覽的文物，言下之意，就是擔心他們的文物到大陸展出時被扣留。對此，陳浩回應說：“我覺得台灣方面對這方面的擔憂是多慮。我們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文化部、國家文物局也有文物進出境的管理條例，保證境外進來的物品，包括文物，在6個月之內必須復（運）出境，所以不存在大陸扣押台灣文物的可能性。”

　　實際上，不要說被視為畫作至寶的《富春山居圖》，台灣官辦的博物館展品到目前為止還從未赴大陸展出過。而浙江博物館一直表示可以送《剩山圖》去台灣展

　　出，但仍然希望台北的《無用師卷》能來大陸展出。“其意義不僅僅在於展覽本身，更在於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浙江博物館副館長陳浩說：“我們希望台北故宮博物院能夠走出這一步。”

　　楊建新介紹，去年台北故宮博物院藝術委員會主任林百里曾到杭州商談《富春山居圖》一事，這也是十年來他第一次和台北故宮博物院高層直接面談。

　　“他說有難處，有些事不是台北故宮博物院可以決定的，我說做不了主沒關係，我們一起反映，一起爭取！”

　　《富春》合璧待有時

　　今年全國“兩會”上，《富春山居圖》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兩岸《富春山居圖》合璧展出之路峰迴路轉。

　　全國政協委員何水法在參加今年“兩會”時，提交了一份提案，倡議讓“分居”海峽兩岸的《富春山居圖》，能回歸故里，合璧展示。

　　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認為他的想法很好，有可行性。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馮遠等政協委員紛紛在何水法的提案上簽名。

　　很快，這成為今年政協會議上一個熱門話題。

　　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時也提到了《富春山居圖》。一句“畫是如此，人何以堪”，聞者無不動情。

　　接著，溫家寶總理深情殷殷地說：“我去台灣的願望依舊是那麼強烈，因為我認為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強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為50年的政治而丟掉5000年的文化。”

　　溫家寶總理的談話引起兩岸熱議，也得到積極響應，給兩岸《富春山居圖》合璧展出帶來了新的曙光。

　　3月15日，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也表示，《富春山居圖》是台北故宮的七十多件重要館藏之一，每四年輪展一次，目前排定在2012年展出，屆時將是兩畫合一的最佳時機。

　　就在上週六，來自海峽兩岸的九位山水畫家，在富春江畔共同將《富春山居圖》臨摹于長卷上,同時還體味古意,試補了原圖的殘缺部分。與此同時,他們再次發出了兩岸《富春山居圖》真跡合璧展出的邀約。

    同日，以整幅畫卷為藍本的《富春山居圖》特種郵票在原創地浙江富陽舉行了首發儀式，《剩山圖》和《無用師卷》通過這種獨特的形式進行了“合璧”。

　　巧合的是，台灣詩人余光中的名作《鄉愁》，也曾以郵票作意象。《富春山居圖》特種郵票，不知可借這幅傳世名畫寄去幾分鄉愁？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裏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RJ025

來源：北京日報  責任編輯：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