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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相信,他是因為經濟問題被抓?」在三個月前的一次重慶之行時,一家餐廳老闆對我說。

他的潛台詞再明確不過,中國任何一位官員都存在著貪腐問題,到了薄熙來這樣的級別,他無需直接的貪腐,整個國家都是他們的。他的倒台,不過是另一場政治鬥爭。

對於外國觀察者來說,王立軍逃亡、薄熙來的隕落、谷開來的審判,像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戲劇,裏面充斥著金錢、權力、性與謀殺,它讓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洞悉中國政權的內部情況。這個中國與人們習慣的那個金光閃閃、不斷躍升的中國截然不同,它高度的封閉、腐爛。

而這個餐館老闆的感受表明,中國內部的潰爛不僅來源於高層政治,也滲透於社會中。人們普遍喪失了道德敏感性,對於這個政權的一切行為表現出高度的容忍,再荒誕之事也不足以驚奇,而只要當權者能做出一點點成績,人們就願意服從。在重慶,你仍可以感到人們對薄熙來時代的普遍懷念,不管他的意識形態運動多麼荒唐、他對法治的破壞多麼嚴重、他的經濟政策多麼不可持續,但只要他暫時提高了交通狀況、改善了治安、清理了市區環境,人們就願意讚美他。即使他的妻子捲入了命案,也並不影響他的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建立於社會的潰敗上,這潰敗既包括社會組織的脆弱,也與整個道德準則的消失有關。

儘管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時代,威權體制的控制力已逐漸衰弱,但面對過分微弱的社會壓力,統治者仍有著足夠的迴旋空間。不管是文革之後開始的「改革開放」,還是天安門事件後的市場經濟,中國似乎總能從一個極端滑到另一個極端。

中國共產黨自我改造的能力也總令人意外,它常通過一種殘酷的、局部自我否定的方式來獲得重生。尚未結束薄熙來事件提供了一個新的案例,人們以為這樣激烈的、公開化的較量將會使共產黨陷入分裂,但很有可能,它再度被黨的堅強的胃消化掉。至於人們期待的黨內競爭,團派、太子黨、上海幫,他們在面臨共同的權力危機所表現出的一致性遠超過他們的分歧。而整個社會對於共產黨表現出的憤怒與不滿情緒,則仍是碎片性與即興式的,它們既帶來不了持續的壓力,也很難燃起人們對於變革的熱烈期待。

對於外界的觀察者,人們會對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大深感好奇,它是一個崛起大國十年來最重要內部權力轉移,它不僅存在著派系上的爭執,也有代際更迭。而中國政治的封閉性,則加劇了這種好奇心。即使到此刻,人們也不知道這個十年來最重要的會議召開的確切時間。而高層政治的醜聞,則不斷被拋出。

但在中國社會內部,人們則普遍保持著漠然,至於那些戲劇性的政治鬥爭,則不過是餐桌上的談資,人們不會感到特別氣憤,更不會對某些政治人物懷有期待。這也是不斷的幻滅所帶來的情緒,十年前,人們也曾熱中於談論「胡溫新政」,如今證明不過是一廂情願,在溫家寶大聲談論了三年政治改革後,一切仍停留在修辭上。在人們心目中,整個共產黨組織早已陷入了自我封閉的困境,除去保持自身的權力,瘋狂的攫取利益,它似乎別無目的,它成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自我服務的政治集團」。

儘管中國正面臨著經濟減緩、社會不滿劇增,外交挑戰日益嚴峻的情況,但這個自我服務的黨國體制,仍具有暴力與財富上的絕對優勢,它也沒有任何嚴肅的挑戰力量,似乎仍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甚至只要它對於社會做出稍許的讓步、對掠奪性的官僚體制做出一點約束—比如給予私營經濟更寬鬆的空間,它就再次贏得社會的支持。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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